贺一诚委员提出了有关慈善组织的行政费用开支问题。行政费用是慈善机构的日常开支。究竟募捐的钱有多少用于行政支出，多少用在真正的慈善项目中了，是公众最关心的。

对这笔开支是否应当公开，草案尚未涉及。贺一诚委员建议增加“慈善组织公开行政费用开支”的规定。梁胜利委员进一步建议，对慈善组织成员的薪酬标准及范围，应由第三方监理提出，并报经县以上民政部门审批。

草案：以税收优惠措施激励慈善活动焦点：慈善事业的发展取决于税收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有没有限定?

全国人大代表贾旭芝是一家非公募基金会的理事长，她对草案中有关税收优惠的激励措施格外关注。可是，“有关部门”“依法享有税收优惠”等表述，又让她对这项激励措施能否落地打了个问号。

“‘有关部门’到底是哪个部门?‘依法享有税收优惠’的力度有多大?如果这些不能够明确，难以落到实处。”何晔晖委员建议授权国务院相关部门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增加激励措施的可操作性。

据了解，在慈善学界、业界有一个强烈呼吁，就是希望这部法能够解决慈善事业的税收优惠问题。对此，郑功成委员表示“很难”。依据“税收法定”原则，减免税收的种类与税率，只能由税法来解决。

审议中，多数常委会委员提出，慈善事业发展最关键的促进政策就是税收政策，美国的慈善事业之所以发达，就在于其税收政策。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张崇和特意查阅了相关资料，国发‘2014161号文明确：企业捐赠可以获得12%的税前抵扣;个人捐赠有30%的税前抵扣。而在美国，企业捐赠可以获得15%左右的税前抵扣，个人捐赠现金部分可以有30%至50%的税收抵扣，个人遗产捐赠可以有100%的税前抵扣。

“比较而言，我国目前的税收优惠确实不够给力。”张崇和建议对目前的税收激励效果做进一步评估。

那么，是不是只要把税收激励措施规定好，我国的慈善事业就会有好的发展?

王胜明委员认为，税收优惠对鼓励和促进慈善募捐具有积极作用，但不宜过分夸大在慈善法中的地位和作用。企业和个人之所以把财产捐献出来，情况较为复杂，原因多种多样，涉及慈善文化、社会责任等多个方面，税收优惠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郑功成委员说，美国没有慈善法，只在税法里面有一个条款规定对从事公益的减免税收，而且其遗产税和赠与税对参与慈善者实行减免税收。再加上遗产税与赠与税守住遗产与财产转移关，很自然地促使每个人都要理性地考虑自己的财富如何更有效地处置。因此，我国发展慈善事业，仅靠一部慈善法远远不够，单靠慈善法中对有关税收的减免优惠提些原则性规范也不行，还需要税法的修改和调整同步跟进，而且要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