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形式主义方面。学风不够端正，学用时有脱节;有时写材料重形式弱实效;代拟领导讲话或文稿或文件或上级所需材料，为了达到创新或有新意好过关，有时没有数据就推测、估算;没有新意、新词就绞尽脑汁地想，结构、层次上就挖空心思地调，如搞段落控制、字数对等、四言八句、排比对偶等。惟求上级欣赏、脱手过关，联系实际、力求实效不够。因为长期“爬格子”，对“一稿二稿，搞了白搞;三稿四稿，刚刚起跑;五稿六稿，还要再搞;七稿八稿，搞了再搞;九稿十稿，回到一稿”的情景，深有感触、体会入骨。到中心任职后，时有“学而不习”现象，文件资料看一遍了事，对与己无关的资料看个标题就签字。自己不仅存在形式主义现象，对其抵制也不严、甚至随波逐流，如上十年全省扶贫新村开始建设的那几年，几乎都建在城边、路边、河边，即便建在贫困村，“村内弃穷”现象也比较突出，我虽反感但抵制不力。当时每个新村，还要立个碑，虽然口头提出没有必要但是安排代拟碑的尺寸规格等，我还是按照领导安排做了。近年，则存在解决实际问题不够多、督促检查不够严、贯彻落实不够好现象，如对贫困村互助资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扶贫项目就调研指导不够;对职工从思想、工作、生活上关心帮助、排忧解难做得也不够。

(二)在官僚主义方面。长期主要从事文秘工作，有时代拟上级领导讲话或文稿或文件或材料，“为了创新而创新”“为有高度而高度”，又因深入调查研究接地气、通下情、倾听基层干部和扶贫对象呼声不够，便产生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现象。特别是代拟省领导讲话、文件等，多是坐在高楼里“闭门造车”，有的东西离实际相去甚远，如牵头编制新十年扶贫纲要时调研少，仅有两次且还是在零九年前的事。近年来，有时到贫困户或困难职工家里，也是象征性地握个手、寒个暄、拍个照了事。任原扶贫办综合处长时，急功近利的、文字上的、会场中的事做得多，深入基层的做得少;任中心主任时，也是急功近利的做得多，谋划长远的做得少。对中心职工普遍关心的生存发展问题、住房问题、福利待遇问题，思考不够、办法不多、解决不力。同时，严于律己不够，早在读初中时的校领导就书有“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送我，但至今仍做得不够好;还有骄傲自满情绪，从当小学生时起，就存在这个毛病，直到前年局主要领导才当着国扶办领导为我“摘帽”说，都说思铁同志骄傲，我看没有啊;而今又重新“戴帽”了。这颇为值得自己认真反省。早在20多年前我在担任领导秘书时，领导就善意提醒我：你呀就是“勤奋好学有才华，心直口快易自夸。”自那时起，我也时刻提防并克服自己骄傲自满情绪，下决心夹着尾巴做人。但是，不知不觉、一不小心“尾巴”就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