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条，那就是说，从小要艰苦朴素，不能跟别人比吃比穿，要比就比学习比进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姊妹几个，衣服都是大的穿了小的穿，小的穿了再小的穿，一直到它不能穿。我上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接见我的时候，我穿的是一件我姐姐穿小了的衣服，而且袖子这个地方补丁摞补丁，那时候也没有觉得什么，偶尔也跟父亲闹一下，特别是我姐姐大了，她知道爱美了，像她的衣服有时候小了，有时候补一些补丁，她回去就跟我父亲说，同学们都笑我，你爸爸还是县委书记呢，你看你穿的这个样子。我父亲这个时候就说，他说我们不能跟别人比吃比穿，要比就比学习，看谁学习好。父亲平时对我们要求很严，你像我们用的笔记本，那要再换的话，一定要让他看的，非得正面、反面都写了，再也没有地方写了，他给你换一本，我们用的铅笔，一直用到这么小的铅笔头，拿手捏不住了，我父亲做一个铁皮的小圆筒，套在铅笔上，就这样一直把它用到最后，实在是不能用了。

最关键的是第三条，那就是领导干部的家属孩子不能搞特殊化。这一条，我们真的是体会很深。他对我母亲要求很严，我母亲，平时就跟他说，不能收受任何东西，不能占一点便宜。我刚才说我那时候都有记忆了，我们家的中午饭永远是一锅普普通通的面条，就个红薯或者就个窝窝头，在那个时候已经不错了，因为农村很多人靠要饭过日子，我们毕竟在城里头，这是有供应的。有一天我父亲在外面回来，我母亲就不知道从哪给他端来一碗大米饭，又给他拌点红糖，红彤彤的、亮晶晶的大米饭，真的很诱人。我们姊妹六个人都小，大眼小眼齐刷刷的盯着碗，那时候别说吃，连见都很少见。因为兰考那个地方也不种大米，那时候是配了70%的粗粮，哪来的大米呀。我父亲有一个原则，他经常跟别人说，他说家里的老人呀，你不能让他受委屈，因为他们老了，家里的孩子，也不能受委屈，因为他们正在成长，他就边走，给我们的小孩里一人拨上一筷子拌了红糖的米饭，他呢，这时候就所剩无几了，这时候他就跟我母亲说，你这个从哪里来的。我母亲就说，县委办公室考虑你身体不好，照顾你的。我父亲站那就不走了，非常认真的说，这不老不少、不病不灾的照顾什么，他说要说照顾，我们不是最需要照顾的，他说这个以后咱们不能吃了，你给那两个研究泡桐树的南方大学生给送去。我母亲太了解我父亲了，比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公家的东西，那是一分也不能占的。他们两个在尉氏工作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就住在生产队的储藏室里，这个储藏室放了一千多斤干枣，想着你要吃一个半个，可能也看不出来。但是，他们两个谁也没有动过一个，那时候我母亲还正在怀孕，他的一个闺蜜去我们家，一看我母亲在熬稀饭，就抓了一把枣，洗一洗就搁到锅里了。我父亲一回家就闻到枣香味，说今天加餐了。我母亲赶紧说，不是我，说这是谁谁谁放进去的。她说，考虑到怀孕了，加强一点营养。我父亲楞着趴到锅上，一手拿着筷子，一手拿着勺子，把里头的枣一个一个的数了数，告诉我母亲，这是多少个枣，你明天把它补上。就因为我母亲到食堂去提了一壶开水，他就把我的母亲说了一顿。他说呀，人家大老远把水拉回来，你去提了用，这个开水，你提了用，你可是方便了。你知道嘛，你是县委书记的老婆，你不能带头破坏了办公的秩序。他还说我母亲是剥削人家的劳动。完了以后，因为那时候没有自来水管，我母亲说你不要说得那么严重，我以后不提就行了。因为这一壶水，他做了一个决定，所有住在县委大院的家属全部搬出去。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办公的地方，我父亲特别擅长这个，一件小事，他会作出一个决定，作出一个都对大家有利的或者是说不能搞特殊化的这么一个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