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我眼睛看不见了，很多想做的事情都无法去做了，还是会觉得很遗憾。

记者：您写《石榴青青》是想呼吁社会关注农村教育和农村学生，您认为现在的农村教育需要什么，社会和个人应该做些什么?

刘芳：在农村从事教育21年，感触真的很多。现在教育不均衡发展在农村最为突出，不像城里的学校在师资、硬件设备等方面很均衡。

我认为农村教育首先需要师资队伍。现在很多师范大学生没有坚定去农村教书的信念，如果每个师范生都不愿去农村，农村的师资怎么去均衡。

其次是社会舆论对农村教育要有更多的正面宣传。现在总是去宣传好的名校、好的名师，很少有谁来关注为什么不能在农村建一所好的学校，把名师引到农村去。而是农村培养出了一个好的老师就往城里送，所以社会舆论忽略了对农村教育的宣传。

第三，农村学生很需要关心。现在我当副班主任的这个班，44个小孩有26个小孩是留守儿童，学校有一个班的50个小孩里有30个是单亲家庭，回家以后谁监督，谁去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很多孩子去网吧，被社会很多黑网吧的恶魔的大嘴给吞噬了。

从“白”到“黑”的人生转折

读贵阳师专的时候，刘芳就有点夜盲，但她没太注意。1993年，23岁的她毕业被分配到白云三中(当时名为麦架中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并担任班主任。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她，没把夜盲当回事。

然而，夜盲越来越重，白天眼前也开始出现晃水波纹。

1997年8月的一天，她来到了省医。“你患的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这是世界医学上的一个难题，没有药和手术可以治，以后你会慢慢看不见，成为一个盲人。”医生的这个结论，像晴天霹雳打在刘芳头上，她一下懵了，腿脚发软……

回家后，刘芳没有把病情告诉家人。“有些痛苦讲出来就会放大，会让更多人一起痛苦。”她像往常一样工作、做家务、带孩子，但随着眼疾加重，她夹菜时会夹到碗边、桌子上，配了近视镜也不行。

1999年，刘芳看不见的情况已从晚上蔓延到白天。想在眼睛完全瞎了之前看一下最美风景的她，独自去了正在昆明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至今，她仍然记得那些让她“叹为观止”的美景。

2000年，家人知道了刘芳的病情。为了不让家人太担心，她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

2006年，刘芳办了残疾证。但她认为虽然眼睛残疾了，自己仍能工作，生活仍能自理。“我不是一下子看不见的，很多生活习惯都是慢慢形成的。”她现在在家里行走自如，自己洗衣服、打扫卫生、给狗洗澡，一点都不像个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