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十二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六中全会聚焦精神文明建设，十七届六中全会聚集文化建设;十一届六中全会研究党的历史问题，十三届六中全会研究党群关系，十五届六中全会研究党的作风建设;十六届六中全会则涉及社会建设问题。

换言之，7次六中全会，有3次研究意识形态问题、3次研究党的建设问题，1次研究社会建设问题。可见，聚焦意识形态问题、党建问题是改革开以来六中全会的主题特征。

中央全会研究的都是党和国家层面的执政方略和治理之道。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钟君认为，中央全会的主题，是党和国家根据治国理政中遇到的突出重大问题，实事求是、审时度势而确定的。

无论意识形态，还是党建，它们都是极端重要的课题。

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政权安全。中国共产党长期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等意识形态工作。党的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有分析认为，中国在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决不可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精神研讨班上就曾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

同样，党的建设问题之所以成为以往六中全会较多涉及的主题，因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需要一个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党，一个实行集中统一坚强领导的党。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换言之，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组织非常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瞩目的治理成绩，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于中共这个核心力量。能不能治理好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能不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党能否持续保持先进性、纯洁性，能否充分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能否团结全国人民实现有效的治理。

六中全会多次涉及党建主题，正是汲取了近现代政党兴衰的正反经验。纵观世界上治理良善的国家，无不是高度重视执政党建设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反观治理无序甚至失败的国家，或是没有强有力的政党组织，或是政党组织衰败，比如苏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