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6月2日发表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撰写的题为《世界抵达货币政策的极限了吗?》的文章。

文章说，我们已到达货币政策的极限了吗?没有。中央银行的药箱仍是满满的。不过，更激进地使用旧疗法，或者使用全新疗法，都会产生政治、金融和经济风险。更糟糕的是，这么做无法解决高收入经济体面对的一些更大的难题。因此，在理想世界中，货币政策不应继续是“唯一的选择”(经济学家、投资经理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所著《唯一的选择》。遗憾的是，我们并非生活在理想的世界里。在现实世界中，央行必须继续充当我们的首选医生。

各国央行已正确地采取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进的疗法。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都把短期干预利率设置为接近零的水平。自1995年以来，日本央行一直把利率维持在这么低的水平。自2009年初以来，美联储和英国央行一直采取超低利率政策。到2013年，欧洲央行也开始跟进，尽管动作太晚了。

这些央行还通过量化宽松——日本央行则采取“量化兼质化宽松”(包括延长所购资产的期限)——大幅扩大了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与美联储一样，英国央行已停止购买资产。但是，英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相对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达其史上最高。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目前仍在扩大自身资产负债表。

正如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2月份在上海所指出的：“央行的创新已……扩展到负利率，全球产出中大约有四分之一是政策利率低于零的经济体创造出来的。”

然而，即便经过多年的如此努力，美国仍是唯一实现核心消费价格通胀率目标的重要高收入经济体。也正因为如此，唯有美联储启动了紧缩周期，不过动作小心翼翼，联邦基金利率现在仍低于0.5%。

针对这一明显失败，有人提出了达成通胀率目标并不重要的观点。有些人甚至辩称，通缩也有好处。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原因有三。

第一，如果通胀率为0，或者更糟，通胀率变为负值，那么我们将更难实现相对物价和工资的必要变化。这里的障碍是名义工资刚性。这一难题在欧元区这样的多国货币联盟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