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公务员红包：靠承诺不如靠法治

　　23日从四川省成都市纪委监察局获悉，成都市下发了《关于开展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案》，从即日起至12月底，成都将集中整治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问题;12月5日前，所有领导干部都将公开承诺拒收不送红包礼金。(11月24日《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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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收红包需要立法先行

　　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公务员(微博)一承诺不收红包了，就真的能还一个干净的官场吗?显然不可能。一则，公务员自己不收红包了，自己的老婆、孩子还是可以收吧?而类似的新闻并不鲜见，这必然会消解承诺的善意;二则，运动式的清理公务员收红包，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如重庆市2016年集中整治红包，全市公务人员上交红包5500多万元;到了2016年，重庆市再次进行整治，公务员主动上交红包6576.3万元。由此可见，运动式的整治，其现实价值不甚理想。

　　以此次成都市的整治方案来看，虽有亮点，如将查网络电子钱包，这是为了防止收红包方式的转变;但此次整治亦有不少软肋，如收取红包者，最多就是公开曝光、内部通报等处罚，这样的惩戒，显然难以形成足够的震慑力，也不可能真正约束住公务员收红包的手。

　　就规范红包而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为红包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学习香港、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以台湾地区为例，2016年就通过了不违背职务行为行贿罪，不仅对公务员违背职务行为收贿者，订有罚则;向公务员送红包的民众、厂商也要承担刑事责任。再如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众向政府人员送红包是很常见的，但在七十年代廉政公署成立后，这样的行为便渐渐消失了。

　　从这些经验来看，承诺要靠得住，要法律法规做什么?因而，禁公务员收红包，靠承诺不如靠法治。毕竟，给公务员送红包的背后，难免有利益兑换，也难免有贪腐的嫌疑。那对于任何的收红包行为，不妨以受贿罪处理;对于任何送红包的行为，也可以行贿罪处理，同时，也可让专门的机构进行监督管理。自然，要达到这样的良性状况，还需立法先行，让一切成为制度设置的标配。

龙敏飞

建议

要形成不敢腐的高压阵势

　　应该说，成都《关于开展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案》，通过加强教育引导、全面自查自纠、公开书面承诺、加强监督检查、查处典型案件、注重源头治理等方式，提前预防，专项整治，狠刹领导干部接受和赠送红包礼金歪风，切实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不仅很有必要，而且也是对腐败零容忍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