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房养老政策开闸，市场反应却十分冷淡。对于7月1日起将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四地开展的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俗称以房养老)试点，主要保险公司目前大多摆出作壁上观的姿态。一度被炒得火热的这类金融工具，为什么引不起市场的兴趣?

　　正如业界所分析的，相对于政府主导的基础性养老保障和家庭自主养老，以房养老只是一种非常小众的养老模式，无论成败与否，都不会影响中国人的养老格局。不过这并非可以忽略以房养老模式探索的理由。

　　一方面，以房养老所适合的 高房价城市、高潜质房屋、高素质老人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可以说是广大老人群体中的一个风向标，他们如何安排养老计划对周边老人有很强的参考性和话题性。这一点从舆论对以房养老的高度聚焦就能窥豹。

　　另一方面，在中国特别是大城市，老年人庞大的基数表明，即使参照美国比较成熟模式下1%2%这样的小比例，中国潜在的 以房养老人数也是极为可观的。如果按低值1%估算，仅上海就有近4万名老年人可能会选择以房养老。

　　而且，在观念和需求日益多元的今天，如何老去本身就应该是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在系统性的养老制度改革中也要兼顾个人度身定制的养老安排。从以房养老遇冷中所汲取的经验，也将适用于整个社会养老模式的变革。

　　所以，政策开闸与市场冷淡之间的温差，实际上就是管理措施与实际情况之间的距离。要让政策目标避免成为空中楼阁，就必须找到现有方案中脱离实际的部分进行修订与完善。早在2007年，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就尝试推过以房养老，但搞了4年却不了了之。从市场反应来看，正是相关配套政策的不明朗，比如房屋土地的70年使用期、楼市调控限购政策……使 以房养老所依赖的法律基础设施和楼市走向等条件面临着高度不可控风险。新的试点方案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金融机构是要赚钱的，风险远远大于收益，谁会感兴趣呢?不打消市场参与者对市场透明度和未来预期的疑虑，各种市场元素是不可能充分调动起来的。

　　同时，一项养老政策的落地，需要考虑的也不仅仅是经济因素。养老涉及到的关键是伦理问题。在孝慈之道的社会传统中，子女与老人之间并不是单向无条件的赡养与被赡养关系。房产作为老人最大的财富积累，往往被视为对子女赡养的可预期回报。在法律层面上也以遗赠扶养的原则尊重和承认这一传统。在有子女赡养老人的家庭里，当老人把房产通过金融工具变现后，很可能就会引起家庭内部矛盾，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如果在制度设计和保险合同上没有考虑周全，那么匆忙铺开以房养老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