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有朝廷乐官制作的乐歌，有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更多的则是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是典型的人民文化，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诗歌。其中一首《硕鼠》，讽刺了当权者的腐败，表达了人们对执政者清廉的渴望——“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硕鼠硕鼠，无食我苗!”抒发了对理想国度的向往——“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乐国乐国，爰得我直。”“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华表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产生于尧帝时期，用木头制成，树立在道路两旁，称为诽谤木。既有道路标志的作用，又有路人留言的作用——“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今天的“意见箱”就是从“诽谤之木”进化而来。后来，华表被历代王朝立于皇宫、皇陵等重地，用以警示当权者——民意不可违，民心不可欺，人民的意志神圣不可侵犯。

人民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有一批“文化人”出现，他们从民间文化脱颖了出来，形成了独特的阶层——士大夫，他们在人民文化的长期滋养中，对人民群众的理想和诉求感受最深，于是拿起了如椽之笔，创作文艺，成了人民的“代言人”。他们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勇气和担当，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去为人民鼓与呼，他们认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个“寸心知”就是“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关汉卿，元曲的代表者，《窦娥冤》是他杰出的代表作。其实，《窦娥冤》脱胎于传统故事《东海孝妇》，关汉卿把它提炼出来，加工成《窦娥冤》，为底层善良、坚强的妇女呐喊，向腐朽、黑暗的社会投去“标枪”和“匕首”;冯梦龙以“三言”奠定了其在文学上的地位，他的文学是为人民服务的，他的一生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以“治国如治家”“爱民如爱子”的官德给后世留下了廉政的清风，赢得了爱民的美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他一生忠君爱民的真实写照;郑板桥以诗书画三绝享誉文坛，其诗“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表达了不与腐败者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其书法清瘦，写出了为人清正、刚直的秉性，他做官更是楷模，前天习近平还引用他的一首诗来告诫县委书记要关系人民的疾苦：“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