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被某社交视频媒体曝光的江苏常熟服装城童工事件，引发了公众的热议。视频曝光的当天下午，常熟市政府就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公安、人社、市场监督等部门会同属地政府马上开展拉网式突击排查行动。据常熟方面介绍，当天晚上工作小组共排查1797家小作坊、163家门店及企业，发现疑似童工8名，涉事单位都已被人社部门立案调查。

如果对常熟市的服装加工企业有一个了解，就知道童工问题并非最近才出现，而是拥有了很长的历史。从常熟市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自2012年以来，常熟市共查处使用童工案件107起，使用童工211名，对相关单位共处罚款300多万元。这也说明了童工问题的屡禁不绝。

政府虽然大力查处，但雇佣童工屡禁不绝本身也表明，企业使用童工有难以抗拒的利益。对于常熟市政府来说，如果执法不断严格，可能导致的问题将是产业外迁。即童工不在常熟了，但企业也不在常熟了。某种程度上，诸如常熟市政府这样的发达地区政府，并不能从根源上杜绝童工问题，因为童工并不来自本地，而是来自遥远的云南。

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拥有中国最多的少数民族群，许多地方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教育也滞后。这些云南籍的童工，无一例外属于辍学儿童。他们也许读完了小学，也许小学都没有毕业，总之，他们在本地没有更好的去处，借助中介才来到了江苏常熟。法律禁止企业雇佣他们，但法律也无法真正保护他们。此次事发之后，8名童工被送往当地职业技术学校听课。不过，事情一了结，他们还会被送回家乡。

一年之后，这些被遣返的童工也许会回到常熟，或者去其他地方打工。所以，问题不在于常熟需要他们，而在于家乡留不住他们，他们不能安心待在学校。这里当然会有很多原因，可能是孩子本身厌学，可能是家长没有履职好监护人的义务，但更大的可能是政府并没有提供兜底性的教育服务。由于缺乏无后顾之忧的教育服务，这些学生被迫担负养家的责任，早早出去打工。

这些童工都是2000年后出生的孩子，在他们上学期间，中国的财政性教育投入也在不断增长。不过，这种宏观数据的增长却未必能够真正惠及边陲。2012年起，中国财政性教育投入一直超过了GDP的4%，但这些投入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以云南省为例，省级教育投入才突破100亿元，这些投入主要分成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三大块，还要分配到各个偏远山村。

对比之下，教育最为发达的北京市，从今年开始的中小学“三年行动计划”，就要投入150亿元。而如果与事发地江苏省常熟市纳入对比，就会发现这个没有高等教育投入的县级市，一年的教育投入也达到了8.8亿元。云南的人口是4700万，北京为2300万，常熟的常住人口是210万。这里不谈云南省内教育投入分配不均的事实，仅作人均投入资金对比，云南被北京、常熟远远甩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