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3月组成的本届政府已经召开了近10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国政府网统计，在这近10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提及简政放权的就多达65次，其中40多项议题与简政放权直接相关。因此，报道将“简政放权”评价为本届政府的“先手棋”、“当头炮”。

李克强总理上任之初即承诺，本届政府要将国务院各部门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砍掉三分之一。结果只用2年时间就完成了5年的目标，在这两年多时间里，国务院相继取消和下放了8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并公布取消了211项职业资格。更重要的是，本届政府明确，国务院各部门将明确全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除公开的事项外，各部门不得擅自新设行政审批事项，并逐步向审批事项“负面清单”管理迈进，在审批清单之外的事项，将均由市场主体依法自行决定。

作为行政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何简政放权会被本届政府放在如此高度不遗余力地推进?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最艰难的深水区，中国能否实现转型发展，既是一道深刻的历史课题，也是决定未来能否科学健康发展的奠基。

事实上，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式改革是增量改革，虽然在改革过程中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但也留下了双重体制并存、行政权力过重、寻租与腐败等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藩篱。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何清除这些制约，走向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制度，就成为本届政府清醒认知下的必然选择和重大任务。

过去30年的经验一再证明，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其根源就在于政府自身。但改革措施涉及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切实利益，这就形成了一个二元悖论。自我限权，自己革自己的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将政府改造成专注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机构，就需要下大决心放弃与服务型政府不符的各种权力，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干预的行政制度，尽可能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简政放权就是首当其冲的关键抓手。

可以说，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对现阶段中国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李克强总理就任以来反复强调和推进简政放权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