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前的黑暗时光

郎朗

我坐在父亲破旧的自行车的后座，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我们在找中央音乐学院。

父亲说：“你和这个老师见面，应该会很顺利。她会看到你的才华教你如何提高。你会有长足的进步，一年半后就能考进音乐学院。那以后，你的老师都会是国内最好的老师。所以你一定要给这个老师留下好印象，这很重要。今天，你一定要弹得十全十美。”

从我和我的新老师见面的第一刻起，我就能感受到她的脾气。“发脾气教授”——我给她起的名字——没有耐心，待人冷若冰霜。像大多数听过我弹琴的音乐家那样，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赞赏的话。每当我弹完一首曲子，她就会点点头，说：“还凑合吧。”上完课，我坐上自行车的后座，我们俩骑着车融入了车流。空气污染在午后开始蔓延，天空脏脏的，带着一抹褐色。我说：“我不喜欢她。”

父亲吼叫着回答说：“你不需要喜欢她。你只要听她的话就行。”

我不在乎练琴。“发脾气教授”教我学很高深的曲子的时候，我喜欢那份挑战。如果我学得很快，我知道她会注意到的。但到最后，我也从来没能让她注意到我有任何可取之处，如果她注意到了，也从来没有对我有任何表示。她对我表达的唯一的情绪是失望。

她会说：“你的节拍不对。你的短句划分不自然。你不理解作曲家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你这琴弹得像个到最后自杀了事的日本武士。”

“你这琴弹得像白开水一样，一点儿味道都没有。你得弹起来像可口可乐一样。”当我问她怎么弹才能弹得像可口可乐时，铃声响起，她对我说：“我的课结束了。”

练琴对我，还有对父亲来说。都是一种本能的冲动。他反复说：“如果你练得再勤奋些，你最终会让老师高兴的，你必须尽全力让老师满意。”即使在我绝对确信已经掌握了一首高难度的舒伯特或柴可夫斯基的曲子时，“发脾气教授”仍然坐在那儿，无动于衷。

我的挫折感不断在加剧。父亲不再说我练琴没练够，因为他很清楚我练琴足够用功了。

那一次，父亲和我顶着雷暴和沙尘暴骑车去“发脾气教授”的琴房。等我们到的时候，我浑身全湿透了，脏兮兮的，父亲也一样。我们在冷风中直打哆嗦，但“发脾气教授”没有问我们需不需要毛巾。

父亲说：“教授，如果您让我们把身上弄干了，郎朗就可以开始给您弹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