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快报》报道，1月18日，广州番禺11岁女孩陈某，遭到杀害，凶手是19岁的韦某。刚刚步入成年的韦某，曾于2010年在其家乡掐死一名男孩，但因为当年他未满14周岁，而不负刑事责任。2011年，他在广西家乡又因持刀伤害小女孩被判刑6年。2015年11月，韦某“减刑”释放后来到广州市番禺区。案发当天，韦某骑自行车途经韦涌村，见被害女童独自一人行走，便捂住其口鼻拖到桥底处实施了性侵，后将女童杀害。

“少年犯出狱再犯奸杀案”，引爆了舆论。韦某小小年纪，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极其凶残的手段践踏法律、残害他人生命，哪里出了问题了？

众所周知，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以及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推出了不少对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保护措施，包括未成年人案件适用特殊的刑事诉讼程序、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前科不必报告制度等等。但是，我们是否走进了另一个极端？

为什么像韦某这样的人可以得到“减刑”？能不能提高刑事责任年龄？对于刑满释放未成年人（包括已经成年者），有没有完善的帮教、扶植机制？

首先，面对层出不穷的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凶残犯罪，适用了30多年的刑事责任年龄，是否有下调的必要？比如，去年湖南邵东县三名小学生“弑师案”震惊全国，三名凶手都是未成年的中小学生，最大的只有13岁。最终3人因为不满14周岁的刑事责任年龄，不用承担刑责，而被送往当地的工读学校。这次韦某也是如此，不满14岁时杀人，却没有得到法律的惩罚，也没有依法被政府管制。

这个“14周岁”的规定，是在30多年前制订的；如今，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成熟年龄大大提前了，未成年人很早就对基本的是非对错、生命的可贵、财产权的边界有基本认识；从认知水平上说，完全明白杀人、抢劫就是犯罪。而且英国的刑事责任年龄，最低可以到10周岁，我们是否还要坚持14周岁“一刀切”？

其次，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将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形，从“一般累犯”的范围中予以排除，即像韦某这样在未成年期间犯过罪，之后在成年期间又犯罪的，这些“前科”将不能使其作为“累犯”来加重处罚。但是，对于韦某这样屡屡动用极端残忍手段犯罪者，是否应该在法律中作为“特殊情况”予以排除，防止这一原本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机制，被这样穷凶极恶者所恶意利用？

第三，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宽严相济”原则（而不是一味强调“重教轻罚”）的同时，更应关注社会教育和矫正的作用。最近几十年，未成年人首次犯罪年龄呈现“低龄化”的趋势，这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显著特点：初次违法犯罪的时间与以前相比有所提前；低龄的未成年犯(14—15周岁)的数量近年来增长明显。就像一些学者所研究的，未成年人犯罪和再犯，并不是仅仅由于法律“宽松”，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的不良诱惑所致。也正因此，以要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不能只靠法律（无论从严还是从宽，都是无解的），而是建立严密的社会帮教、保障之网。特别是在留守儿童、农民工二代子女的成长问题上，应该在教育、法律领域有特殊应对，才能杜绝更多的悲剧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