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修正案(草案)》。修正案草案将原先“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的表述，改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字斟句酌，都是文章。如果修正案草案顺利审议通过，则意味着针对二孩生育的国家意志，将正式从“限制”转为“鼓励”。

这对于长期在旧有计划生育制度惯性下前行的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个足可载入史册的标志性转折点。但法条往往只是划定一个自由的底线和边界，它更多只是表明国家不再对公民生育二孩的行为施加管制，不会再限制公民生育二孩的自由。

但“应然”不等于“实然”。符合条件家庭生育二孩的数量，不会简单因为法条上的“鼓励”二字，就迎来预期中的增长，更不意味着中国老龄化加速、生育率走低的趋势能得到根本扭转。

说到底，“生不生、生几个”关乎个人选择和价值判断，更与经济际遇、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现实生活中，要不要生二孩，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时间账、心理账。与中国家庭经济条件改善、收入提升相伴随的，也是养儿育儿成本的持续攀升，为了让子女拥有一个不输在起跑线上的人生，中国父母常常不遗余力，不惜成本。在此背景下，是“聚焦于一个”还是“平分给两个”，是更在意数量还是质量，无疑是一个问题。

不仅如此，基于社会分工和文化传统，育龄妇女在生育中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时间和心理成本。在一场像马拉松一样漫长的竞逐中，生养子女对职业发展机会的潜在影响，以及在家庭和事业之间所构成的张力，同样不能忽视。而对于那些已有一孩的育龄妇女来说，二孩的降临会否打破一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更是充满不确定性。

因此，修改法条只是开端，更为重要的，是为符合条件的育龄妇女生育二孩扫除羁绊，分担压力，通过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构建一个更加科学有效的社会化成本分摊机制。在此方面，日本、俄罗斯、北欧诸国等鼓励生育的国家已有不少措施可供借鉴。比如俄罗斯“母亲基金”为生育第二个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提供补贴，每生一个孩子可以得到25万卢布，补贴可以用于偿还住房贷款、支付教育费用、进行养老金储蓄。为了鼓励在职女性也积极生育，不仅产假放3年，而且工资奖金照发，职位保留到产假期满。

鼓励全面二孩，修法并不足矣。我们期待更全面、更细致、更有力的鼓励二孩政策出台。

起于点滴，方能利在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