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估计，中国2016年的城镇人口约7.58亿人，占总人口的54%。到了2050年，城镇人口将达10.5亿人，占人口的76%，涨幅惊人。未来30年，为农民在经济转型，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中寻求出路，中国政府推出了“新农村”概念。新农村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构想。像西方先进国过去那样，城市的工商业现代化，将带动农业现代化，并以城市经济盈余支持农业。这个格局彻底改变了改革开放前，把城市大部分非工业人口视为“非生产性”消费者，为此而克制城市发展扩充的旧理念。

　　不少学术理论与实例证明，城市的确是创建财富的中心。大城市既是政府行政、财政金融、创新型科技工业、高等教育、大企业和交通枢纽等的集中地，又能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下，发挥集聚、规模、组织和辐射等效应，让经济规模变得更强，空间范围更广。在这个新概念的引导下，中国从改革前作为城镇化的“管控者”和“抑制者”，转化成改革后的“策动者”和“发扬者”，让人口自由流动，促进经济转型，以获得经济高速发展。

　　3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以每年约一个百分点增长，从1980年的19%，增到2016年的54%。目前中国有超过2亿农民流进城市务工或经营中小型生意，约占农民总数的30%。农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领域，既能提高留守农民的个人收入，又协助城区经济转型过程建设，和加强城区内需作用。农民参与的城镇化，是通过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的城镇化。

　　所谓内部机制的城镇化，即就地城镇化或农村城镇化，其形式有两种。其一是城市扩张蔓延，逐步征收周边农用地所形成的农村城市化，是扩大城市、提高土地经济效益，农民逐步市民化的过程。其二是按照农村当地实际情况、资源潜能和发展需要所进行的中小型城镇化。目前农村城市化策略，包括吸引农民多留在以资源型为主的中小城市扎根。资源型城市发展条件靠本地区矿产、森林等原料及其他加工业，或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今后的资源型产业，除了旅游业，趋势是使用机械化、较自动化手段，能提供的工作机会不多，而且就地产业转型升级不易。再说，中国近年来大规模建设高速公路、铁道运输线，贯穿全国大小区域和山区，这让以资源型城市发展空间和吸纳农民的能力缩小。

　　农民只有小部分就地城镇化

　　外部机制城镇化主要以较发达大城市通过本身优势、国际联系与投资，以及其他较高增值经济活动，吸引中小城镇居民和农民的人流动力。1980年代后的中国大城市工业化、现代化，通过引进先进国的高端技术和自动化手段、专业化、产业分工，以及在资讯密集快速互动，运输成本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让中国很快利用来自农村的低廉工资，成为供应中低价工业品的“世界工厂”。改革三十多年的事实证明，农民只有小部分就地城镇化，而绝大部分以“飞跃式”走进经济较蓬勃大城市。此外，由政府牵引的大城市中心区改造，和城市向外延伸的城市化运动，也给农民工在建筑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制造了大量工作。

　　当前中国农民流向城市已是一条单向不归路。以贵州流动人口特征为例：截至2013年3月，贵州流动人口累计858万人，其中超过70%属跨省外流，这其中97%流进浙江、广东和福建三省。同样的，贵州本省籍跨县流动人口，也集中在贵阳和遵义两个最大城市，流动人口还有“家庭式”和持续性增长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