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薪酬面临一场深层次改革，目标是4句话，24个字：调整工资结构，扩展晋升空间，建立比较机制，实施配套改革。

　　调整工资结构，是指要把公务员工资收入中，过高的津贴补贴降下来，提高基本工资的占比;扩展晋升空间，是指打破现在公务员“职务决定级别，级别决定工资”的局限，使公务员不提升职务也能通过晋升级别来提高工资待遇。建立比较机制，是要求定期对公务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进行调查比较，以此来作为提高公务员工资的重要依据;实施配套改革，则是指要将薪酬改革纳入到整个公务员体制机制改革，甚至是整个收入分配改革当中。

　　在4句话中，让人颇费思量的是建立比较机制，公务员工资高低需要订立标准，但把公务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进行调查比较失之偏颇，两者承担的风险、责任完全不同。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成功的企业家的薪酬是最高的，其次是职业经理人。

　　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为例，2016年，A股上市公司职级较低的董秘平均年薪达到了42万元，约占2016年A股上市公司高管层平均薪酬(520万元)的8%。从2016年至2016年，董秘平均年薪分别为37万元、39万元、42万元，增幅依次为2016年5.4%、2016年7.7%。而A股上市公司高管层薪酬更高，平均年薪总额分别为454万元、487万元、520万元，增幅依次为2016年7.2%、2016年6.8%。即使按照董秘的薪酬减半，年薪也高达21万元，让公务员达到这样的薪酬水准，公务员薪酬支出将多增数倍，显然是对国民财富的准偷窃行为。

　　那么公务员薪酬参照什么标准较为合理?是当地的高等级技术工人，而后按照每年通胀的情况进行调整。

　　市场经济中的高等级技术工人，往往是市场中的中高收入阶层，每年按照通胀情况调整，公务员群体就会成为物价稳定的自觉维护者，而在统计数据中注水调低通胀水准等现象也不会出现。这将是中国创设的较为公平的公务员薪酬调整制度。

　　把公务员过高的津贴补贴降下来，提高基本工资的占比，是让公务员工资标准化、透明化的办法，值得鼓励。

　　此处的难题是，如何真正杜绝隐性收入，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我国在契约市场的初期，有些落后地区实行的是丛林法则，贪腐到缁铢必较的程度，如掌握一定职位的公务员可以让人在某些矿代持干股，甚至连村里的贫困补贴、五保户补贴也被村干部侵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