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严三实专题交流讨论会发言材料1

当前，“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正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推进。“严”是“实”的前提，“实”是“严”的结果。“三严三实”既能够成为强化党员干部“底线思维”的训练载体，也可以继承和发展绵延于几千年中华文明中“君子之政”的从政价值，如能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有机融合，一定能开创我国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崭新局面。

从古至今，人的行为总是受制于两种力量：一是内心自我约束，如通过道德教化、宗教熏陶、信仰凝聚等手段加以强化;二是外在约束，如制度、规矩、习俗、传统、法律等。古希腊政治学家柏拉图在设计政治制度的同时，从来没有忽略从政道德和信仰，强调优秀的政治家应该成为“哲学王”。

中华数千年文明极其重视人内心的自我约束，如产生于周代的“天命”信仰第一次成功地构建了中国人的“敬畏”意识，这个学说逐步发展为绵延几千年的“天道”观。孔子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荀子也提出：“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道家提出了对自然规律的敬畏，老子强调“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道”观被浸润于儒家、道家的修身思想之中，逐步演变为“君子之政”的政治文化，全方位影响着中国人治国理政的思维方式。

由于强调君子之政，古代中国历来强调“自律”(即内心约束力)的优先地位。如《荀子·君道》指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先失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论语·卫灵公》也指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离娄上》强调“徒法不能以自行”。隋唐以来，科举制通过儒家经典的熏陶和“贴经”“墨义”“八股文”等考试手段培养官员的强大自律。由于有强大的自律训练，古代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循吏，如汉代的文翁、黄霸、龚遂、召信臣、仇宽、王涣等，三国的董和、郑浑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王蕴、江秉之、何远、公孙景茂等，隋唐时期的辛公义、张允济、狄仁杰、崔戎等。宋元明清时，循吏更是层出不穷。这些循吏奉公守法、勤廉施政、心系百姓、政绩突出。同时，他们大多重视教育、公正理讼、改善百姓生活。循吏们承天命、顺民心、解民忧，而后得民心，则王朝江山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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