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读后感
　　
　　看到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这本书目，首先“苦”字给人的感觉有点噱头，倘若换成“之”旅或者其他什么旅相信很难调动读者阅读欲望，到底是怎么一种“苦”法呢？
　　
　　读者忍不住打开一观。跟随着余秋雨先生的匆匆步履，一路上走走停停。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早已洗去了余先生最后一点少年英气，驻足停留的地方一定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脚印最深的地方，因为在余先生的心中不是为了“风景山水”而来，而是为了“人文山水”而来。站在古人曾经站立的地方，文人，历史，自然混沌交融在一起，封尘久远的文化内涵哗的一声奔泻而出，于是感动，于是喟叹，于是心苦。
　　
　　曾经在一个冬天经过秦岭，当然不是为了风景或人文，只是为了生计而跋涉。看着汽车在积雪尚存的盘山公路上艰难爬行，不禁想起了韩愈因谏被贬过蓝田时的两句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汽车竟如此难行，何况马匹乎！何况上了岁数对家乡无比眷念的韩愈乎？想到这里释然一笑，普通读者都能替古人担忧一回，更别说装了一肚子历史文化、人文掌故的余秋雨先生了。
　　
　　在文化苦旅一书中，给人印象最深就是道士塔和莫高窟了，其实这两篇可以合成一篇写的。1900年夏季的某一个清晨，莫高窟的住持王圆箓道士在清扫洞窟时，无意中在洞壁上发现一条裂缝，扒开裂缝后发现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满满一洞穴古物。由此打开了敦煌学之门。
　　
　　因为王圆箓的愚昧无知，愚昧到为使佛窟干净明亮些，拿白石灰去粉刷陈旧的壁画；无知到清除唐宋泥塑去塑新的天师像。余秋雨先生痛心疾首，恨不能向他跪下，求他高抬贵手，放过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因为王圆箓的愚昧无知，为了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层楼（后完工三层），数次把经卷成箱成担卖给外国人换取经费。对于这个敦煌罪人，先生忍不住咬牙切齿，大喊一声：“我好恨！”
　　
　　总觉得余先生恨得不彻底，恨得有些矫情，恨得不是那么切肤之痛。因为恨过之后又得上路了，后面的路还很长呢！苦旅才刚起头呢！还得一面讲学做各种报告一面旅行呢！假如先生恨得彻底就不妨在敦煌驻足，以先生的才学名望定能为宣传、保护、研究敦煌这瑰丽的文化遗产出一把大力的，后面的旅行不行也罢。亡羊补牢，从今日始！敦煌需要大师级人物！
　　
　　其实将一切的罪责压在一个小人物身上是不公平的，在满清那个腐朽的朝代，整个国家都在昏昏噩噩中，有谁在乎这些破烂经书呢！从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到1907年3月斯坦因来到莫高窟，七年间王圆箓无数次报官，面见过两任敦煌县令严泽和汪宗翰，赴酒泉叩见过安肃道道台廷栋，一些经卷还辗转传到敦煌典史苏子培、甘肃藩台俞明震、两江总督端方以及著名金石学家、时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等人手中——这可是些懂得这批经卷分量的人。遗憾的是，朝廷命官和学术精英们除了责令王圆箓“检点经卷，就地保存”外，再没有下文。对其私送文物，充耳不闻，甚至趁机索要。其实王圆箓报官的目的，无非是邀功寻赏。王圆箓太需要钱了，他在莫高窟30年，至少一半时间在外化缘，一生募得善款20万。他知道，有了钱就可以雇人清理洞窟中的流沙，有了钱才可能建起朝思暮想的太清宫，将千佛洞打理成自己理想中的宗教圣地。当王圆箓出卖第一批敦煌文书给斯坦因，拿到四个马蹄银后，自知有罪，曾派人四处打探。当他得知斯坦因在北京六国饭店将部分文书公开展览，参观的大清达官贵人摩肩接踵，竟无一人提出异议，那颗忐忑不安的心总算放回了肚子。
　　
　　离奇的是，由于王圆箓在发现藏经洞后多次报官，居然被官府认定为合法的藏经洞文物保管者，甚至拥有者。当朝廷真要将残存的经卷解往京城时，居然采用收购方式，向王圆箓购买。而当王圆箓没有收到银两（已被敦煌县衙截留），居然还草拟《催募经款草丹》，理直气壮地向朝廷讨要应得款项。满清政府难道不知道，敦煌文物乃国家财产，作为国家财产的监护人，朝廷早就应该追究王圆箓保管不善罪、私卖文物罪，没收全部剩余经卷，责令敦煌县衙押运至京。正是满清政府的腐朽昏庸、叶昌炽之流学问家的无耻无能，导致了敦煌文物的大量外流。
　　
　　假如说这些人都是泛泛之辈，那么“五百年才出一位”的张大千（徐悲鸿语）该懂得敦煌文物的分量吧！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的两年多时间里，为提高绘画技艺，把壁画剥落至第三层，一睹盛唐笔意。损坏壁画30多处。另有在壁画上用透明纸描红，在壁画上题字一些破坏壁画的行为。张大千在敦煌研习两年多后，画风大变，画技日臻成熟，当然这些成就是踩在敦煌壁画的肩膀上得来的。
　　
　　另台湾故宫博物院两幅最古老的隋画“观世音菩萨像”“释迦牟利像”系张大千所捐；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有张大千印章的汉文户籍，经帙，文书39件；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有张大千印章或题署的唐代文书，佛经写本及刻本残片100余件，张大千还私藏有《张君义告身》《张君义勋告》等，张大千为何经手或拥有这些敦煌文物？事实不言而喻！
　　
　　当新民晚报记者杨展业请余秋雨先生谈谈对此事的看法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恐怕和当时缺乏文物保护意识有关。据他所知，40年代曾有人在甘肃的报纸上揭露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破坏，但未引起重视，可见当时没有文物保护的社会认识。因此，对他的评价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云云。
　　
　　我由此得出结论，余先生对身份卑微的道士王圆箓大骂特骂，咬牙切齿地痛骂。对大师级人物张大千是少批慎骂，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中庸之道学得甚好。文化苦旅我没读完，不读也罢。